藥品法修訂引起全社會關注。其中，網售處方藥的政策走向尤其牽動眾多關注“新經濟”發展群體的視線。
監管部門因應時勢變化，適時曾推出過短暫的非處方藥B2C網售試點，試點結束后并未如行業預期將試點范圍擴大，而是不再延續。謹慎的監管態度可見一斑。 不同于實體藥店通過地理分布、軟硬件配置和藥學服務能力建設，來開展對附近居民的藥品售賣及提供相關服務并接受藥品監管部門的專業監管，網售藥品的一大特點是打破了時間、空間、地理位置和服務方式的界限，能夠以“網售”、“移動支付”和“靈活配送”等形式實現快速的商品送達，某種程度上近似“郵購”，但又不完全相同。
雖然互聯網行為在我國已逐漸實現了“實名制”，但商品通過網絡銷售依然具有一定的來源隱匿性、渠道多樣性和行為復雜性，對商品和服務的質量仍難以實現實時、完全和可追溯的監管，尤其對其中蘊含的產品質量風險、用戶健康風險，既缺乏足夠的監管經驗，也缺乏足夠的監管資源對其作出有效的管理，更遑論監管效率與投入產出比問題。
藥品與醫療器械作為特殊商品，上述問題更加突出，而與人民健康、社會福祉更息息相關，相關的網售政策制定更加應該謹慎、科學。 新經濟形態因應社會消費發展應運而生，著眼解決消費“痛點”或提升消費效益與效率。我們關注網售處方藥政策是否應大幅放開，同樣著眼于相關“新業態”是否急民生之所急，解決當前實體藥店服務所“不能”或“低效”甚至無效的行業痛點。
多年來，我國醫藥行業一直以醫院市場為主體，藥品零售行業作為補充，滿足“處方藥外配”、“自我藥療”和低風險藥品藥學服務的社會需求，同時也作為部分新特藥的流通供應渠道。
即便如此，我國藥品零售行業也取得了長足發展。至2019年，全國藥品零售企業達47萬余家，大多數省域里，每千人藥店數、單店服務居民人數已遙遙領先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
從大多數零售藥店服務所覆蓋的地域面積、物理距離和居民人數看，藥品供應已具備極大的便利性和可及性，并不存在其他“新服務經濟”所面對的解決服務便利性和提供商品或消費快速可及的強烈需求。
從藥品消費的特征上看，急重癥患者通常能夠在醫療機構、診所獲得快速而專業的藥品服務，慢性病患者在現有分級診療體系、長處方及藥品零差率等政策下，能夠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獲得價格較零售藥店更為低廉、服務更有保障的處方藥供應，絕大多數藥品消費并不具備“突發”、“即時”、“隨機”、“沖動型購物”等特征。
在處方藥使用方面，由于法規要求規范化處方對藥品劑量、療程和給藥方式進行嚴格的約束，藥品網售的“單客”商品量不可能太多，高值貴價藥品通常又需要特殊物流方式，加上藥品本身倉儲、保管、物流的特殊性而使其質量體系與風險管理體系剛性成本居高不下，使得藥品網售的商品成本不太可能像其他類型商品的互聯網經濟那樣低廉，以及醫藥企業對產品銷售策略的管理方式也決定了通常情況下藥品價格會保持相對穩定。
以上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處方藥互聯網銷售并不能解決居民藥品消費的“真實”、“急切”痛點，它也不太可能通過大幅改變藥品流通生態大幅降低藥品價格而改變藥品的消費模式。它更有可能是“新經濟”利益相關者所提出的產業訴求。 站在監管視的角，藥品法作為約束藥品質量、療效、安全和風險等相關行為的法律規范，“培育”或“激勵”產業方向顯然不是其立法宗旨。基于風險防范的理念，用體現行政強制力的法律文件規范醫藥全生命周期流程中所有相關人的行為，立足于為社會民眾提供安全、有效、質量可控和可負擔的藥品，是其天然職責。
因此，對于網售處方藥這類新的概念，藥品法修訂首先考慮的是如何規范涉藥相關行為、防范相關風險的發生，盡最大限度為民眾做好市場準入的守門人。
雖然自2015年8月重啟監管治理革新至今，我國醫藥行業整體面貌有了極大改觀。但坦率地說，包括藥品流通在內，醫藥全生命周期各環節從業者整體上仍嚴重缺乏誠信自律，機會主義行為仍層出不窮，亂象紛呈。
在監管法律法規建設相對滯后、監管資源相對不足、監管能力亟待提升的背景下，基于藥品零售行業實體運行現狀，和對前期所作的非處方藥互聯網銷售試點情況的總結，貿然全面放開處方藥網售，有可能使得原本就存在于醫藥流通實體中的違法、違規及不規范行為和與之相關的各類風險急劇放大。這是藥品法修訂藥品網售相關條款時不得不重點考慮的內容。
綜觀國際上對藥品互聯網銷售有過探索經驗的成熟治理體系國家，無論是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還是澳洲、日本、巴西，對處方藥互聯網銷售都采取了相對保守、甚至嚴厲的監管手段，其政策著眼點均首先體現為應當有效防范藥品銷售互聯網化之后所帶來的監管風險、患者用藥安全風險。
因此，本次藥品法修訂對是否放開藥品網售依然采取了謹慎的態度，是借鑒國際通行做法、深思熟慮的結果。
毫無疑問，信息技術革命將會徹底改變人類社會的運行方式。我國的信息化建設飛速發展，與大健康相關各領域均已取得長足進步。伴隨全民醫保制度下我國衛生事業取得巨大進步，醫療機構HIS、醫保信息系統全面實現互聯互通指日可待，互聯網醫院、遠程醫療、電子商務、處方電子化等新興業態快速發展。
依托于大健康產業信息化、醫改、分級診療方式、醫藥分業等社會環境變化，處方電子化及自由流轉終將成為必然，處方藥網售、調劑、配送和相關藥學服務信息化也都可能成為業態主流。本次藥品法修訂，體現出一定的前瞻性也是應有之義。
綜合考慮上述因素，藥品法修訂藥品互聯網銷售相關條款時采取了審慎的做法，基于質量體系和風險管理的要求提出原則性的相關要求，并未徹底關上藥品網售的大門，而把更為細致、專業和科學監管的具體條款制定交給了未來的相關管理辦法制定。這也體現了本次立法對互聯網售藥這一新生事物的理性認識、審慎放開、著眼未來、科學監管的客觀態度，值得期待。
來源：健康報
